熟悉《广告法》、“新消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行政处罚法》、民事起诉范文的不一定是律师，还有可能，是职业打假人。

此前，王海打假辛巴燕窝事件让“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走进大众视野。王海称，“打假辛巴只是打着玩，会继续紧盯带货主播”。紧接着，李佳琦、罗永浩先后中招。

对于普通大众而言，职业打假人算是一个稍显“遥远”的群体，但店家和公检法工作人员却对这个群体丝毫不陌生。

拼多多店家林方鹏一年多前遇到过他们。被“索要”一万多块钱后，对方承诺“息事宁人”，林方鹏形容自己当时有“按照收货地址过去砍他们”的冲动。执法机构工作人员胡婷刚入职3个月就处理过两起疑似“职业打假人举报”的案件，她形容这群人“法律知识十分丰富”。

今年3·15前夕，中消协连同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消协组织发布《全国部分消协组织2020年比较试验汇总分析》。该报告显示，在1191件采样商品中，线上产品不达标率为38.7%。对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起草人何山将其归因于“网络商品的销售地域广，消费者维权成本高”。

那么，职业打假人会是打击制假售假问题的“答案”吗？

法律“武器”

林方鹏在华强北打工，卖华强北版AirPods。线下不景气，他就在拼多多上开了个网店。刚刚月销量破百，职业打假人找上门了。

“这个AirPods是仿制的吗？送给公司员工会被发现是盗版吗？音质、外形和真货有啥区别？”对方一通问，林方鹏如实答，“是1:1仿制的，有很多检测方法可以查到”。介绍完后，对方买了十一副，一千八百元。

三天后，麻烦来了。对方先是拿着假货鉴定报告、跟林方鹏的聊天记录和耳机照片向平台申请“假一赔十”，理由是“商家知假售假”。随后，在等待平台裁定的间隙，对方给林方鹏打电话，声称“要么给十倍赔偿，要么等着警察来抓”。

2019年年底那会儿，华强北“打假”进行时，听说“抓进去不少人”，林方鹏没办法，也就妥协了，“老婆刚怀孕，总不能（和他们）硬刚导致家里没人照顾吧”。他加了对方微信，转过去一万三千元，对方随即撤销了平台申诉。

“你知道他们‘敲诈’完之后做了什么吗？”让林方鹏觉得无语又可笑的是，对方竟然教他如何更改商品信息，如何应对之后的买家咨询，以免他“又被其他职业打假人盯上”。但林方鹏没改，他直接注销了店铺。气头上时，他甚至想过按照收货单上的地址“砍过去”。

2020年底，王海打假辛巴燕窝事件让“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再次走进大众视野。百度百科介绍里，他们是“通过法律途径，主动打击假冒伪劣，对市场消费环境起净化作用”的一群人。但在像林方鹏这样的商家眼里，他们更多是在“用法律武器谋求私利”。

2017年，徐涛开了家网店，卖食品。宣传所需，他在一款产品的介绍信息里写有“高端精英人群必备”字样。随后，职业打假人将他投诉至工商部门，说“高端”两个字属于违规极限词，违反了新《广告法》。

按照办案人员的建议，徐涛主动找到投诉人进行协商，希望对方撤诉，但对方表示，“1000元，不还价”。“这不狮子大开口么？不协商了，宁愿接受工商处罚也不协商！”徐涛异常气愤，随后，在证据和人情关系的双重加持下，该投诉以“事实依据不充分”被驳回。

“很多店家怕麻烦，往往同意私下协商。”林静在电商平台经营一家美妆店，因拒绝协商，她被告上法院。“中国法律文书公文网上，‘撤诉’基本意味着店家妥协”，林静拒绝妥协，打假人投诉她“进口商品没有中文标签”，她积极提供商品具体信息、进货渠道、发货渠道、与打假人的聊天记录等资料进行应诉。

吃货、赔偿

提起“职业打假人”五个字，总伴随着某种光环。

图源：网络截图

在QQ上以“打假”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相关群数量达上百个，门类细化到“淘宝打假交流”、“拼多多京东打假群”等平台群，以及“食品药品职业打假”、“知识产权打假营”等业务群。群人数从几十到上千人不等。

笔者在某打假群待了一个月，试图了解所谓“月入十万”，甚至“百万”的奥秘。

每天，群主“大佬”会发布商品链接，门类涵盖衣裤、手表、食品等不同品类。最基础的打法叫“玩违约金”，即利用平台“延时发货赔付”的规定索要“下单金额的10%，最高不超过100元”的赔偿。

“直接下单，买够1000元，两天后去投诉卖家不按时发货。”群主冯立告诉笔者，他找的链接都是些“死店铺”，“店主不要店铺了，但押金还在平台那里，平台也关不了（店铺）。”按规定，消费者下单后，商家必须在48小时内发货，否则，买家可申请赔偿，“即便是发货了也不怕，直接拒收就完事了”。

图源：某打假群

稍微“高深”一点的打法叫“吃货”，即收到货物后仅申请退款，不退货。类似的说法还有“上车”（跟着有经验的人一起打假）和“车票”（缴纳一定费用作为学费）等等。

为了锁定适合“吃货”的店铺，群成员各显神通，有花钱买软件搜链接的，有彼此之间互换链接的，也有人工手动过滤的。“假货店一般从价格就能看出来，新店、人气不高的店，或者无法提供货源证明的店铺都行。”

刚入群第一次“吃货”的林晓按照指点，在一家店铺内购买了一件champion卫衣，单价118元。收到货物后，林晓申请“仅退款”，并上传了5张照片作为“假货凭证”，1张为卫衣的整体照，另外4张为衣服的细节照，比如开线、走针不齐。一个小时内，商家直接退款，没有任何交涉。

“因为店家本身卖的假货，自己理亏。”群主一直这样认为。而被“吃掉”的货，有的被占为己有，有的流向诸如咸鱼等二手交易平台。

和纯“吃货”不同，打赔偿则需要更多的知识储备。也鉴于此，打赔偿的一派通常瞧不起“吃货”的一派。李泽本身是一名职业打假人，同时也为被打假店铺提供咨询服务。据他介绍，打赔偿首先要了解不同商品对应的法律条文，同时，还需要清楚不同阶段的做法，比如什么时候和卖家协商，协商被拒绝后如何向工商局、食药局投诉，如何在“执法不严”的情况下走法律程序，如何写民事起诉书等等。

笔者以“想入行的小白”身份向一位群主请教“如何打赔偿”，被告知需要缴纳880元学费。群主称，授课内容涵盖平台规则、消费者权益和食药法等方方面面，保证“很快上手”。“你想想，《消费者权益法》明文规定，假货按三倍赔偿，不满500也赔500。你做一次，学费基本就回来了。”群主试图打消笔者的犹豫，极力劝说。

据群主介绍，他目前在带的“徒弟”有5～6个高中生，4～5个大学生，其他基本上都是工作之余挣外快的。“我教出来的，基本上都外出带团队了。”群主试图再一次凸显自己的“专业性”。

对抗与异化

与职业打假相对应，反打假也一直在路上。

新《广告法》施行后，京东曾指导各区域建立打假黑名单数据库，并罗列出职业打假人的判定条件，诸如“收货人联系电话与投诉人电话不符”、“购买数量超过正常使用范围”、“不提产品问题的同时只谈赔偿”等等。

反恶联盟曾推出一款专门为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店家提供服务的插件，店家可通过输入姓名、支付宝账号、手机号、收货地址等信息识别职业打假人。一个名为“去举报网”的网站也同样提供恶意退款等信息，供商家参考。

图源：知乎用户congMax

即便如此，面对商家的警觉甚至联盟，职业打假人也并非毫无办法。

冯立告诉笔者，“吃货”2～3次后，淘宝账号会被封，但不要紧，花135元重新买一个账号就行了。新账号淘气值450以上，还是钻号。打假群里则有人表示，“‘吃货’会被封号，活该被封。要是正常打假被封，可以起诉平台，因为‘打假是国家政策支持的’”。

而在职业打假和反职业打假的拉锯战背后，商品制假售假问题并未得到根除。“卖家知道自己被（职业打假人）盯上后，可以换一个主体重新开店。”李泽告诉笔者。

更甚者，在职业打假人以“正常消费者”的身份积极维权的同时，普通消费者却被冠以职业打假人，“胡搅蛮缠”的帽子。

田甜2月中旬在超市买到过期食品，第二天发现后去工商局进行投诉。随后，工商执法人员要求她证明“过期食品的确是从该超市买的，没有调包”。“我就想知道，难道每次我购物的时候，都得全程拍摄，才能证明东西是从超市里买的吗？购物小票也证明不了吗？”田甜事后在社交平台上忿忿表示，“第一次打12315维权”，“人格受到侮辱”。

方婷从网上购买了一些开心果，吃出了蛆。随后，她给商家打电话，对方说她在胡搅蛮缠，是职业打假人，态度很不好，“这种事情（买到假货）真的维权太难了”。

我们需要职业打假人吗？

“打假从来和正义无关，只是个赚钱渠道”、“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你要厚颜无耻地赚钱”：这是笔者在打假群里看到的两句话。

所谓“正义”，可以被用来挣钱吗？又或者，我国需要职业打假人吗？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熊丙万告诉笔者，20多年前（“王海打假案”发生在1995年），当王海第一次以“打假人”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社会舆论以正面为主。随后，打假索赔逐渐朝职业化方向发展，舆论开始出现分化。

在支持者眼里，这股“民间执法力量”有助于弥补消费者个体维权动力不足、工商行政执法力有未逮等问题。反对者则认为这群人的初衷并非维护公共利益，且会在异化过程中导致行政执法成本过高。

“争议的背后，实际上是很少有人愿意贴近社会实际，对职业打假行为发生的背景、现实影响和制度方案进行系统认识。”在熊丙万看来，职业打假背后是消费市场秩序失调和社会治理机制失效的缩影，相关法律制度应该对其进行引导和规训。

而在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效羽看来，职业打假所造成的实际社会危害主要由“立法立规环节的缺陷”所致。

“打假人为了追求最大利益，‘一根筋’挖掘所有违法行为，‘选择性执法’失去了对广大生产经营者的保护作用，广大生产经营者苦不堪言。”

尽管学界对职业打假人的身份认定问题仍存在争议，但在司法层面，改变正在发生。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文规定了食品、药品领域职业打假人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在某答复意见中表示，“可以考虑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适时借助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今年315前夕，曾有媒体梳理了2019年至2021年间的100份裁判文书。其中，32份支持职业打假人的赔偿请求，66份驳回了相关诉讼请求。另外2份裁判文书中，涉案职业打假人因敲诈勒索被判了刑。

回到现实。一边，法律界对职业打假人进行探讨，并在司法层面付诸实践。另一边，在一个400多人在线的打假群里，群成员仍在虚心求教，“微信朋友圈的店家有没有办法打？”“拼多多营业执照打不开怎么办？”“有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