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卫星互联网并不只是用来网上冲浪，还可以作为星基增强系统，提高定位精度。

　　比如辅助北斗等GNSS系统卫星，提升其定位能力，这对于发展自动驾驶、智慧交通建设等也意义非凡。

　　卫星互联网既是“新基建”的关键项目之一，也是助力其他“新基建”的重要战略支撑。短期来看，我国的卫星互联网建设不会“大跃进”，但随着SpaceX“星链计划”等提速，早日卡位太空，也将成为成为中国通信产业不得不为之的选择。

　　他山之石，也可攻玉：厚积薄发的中国卫星互联网会是什么模样？

　　在这一趋势的引导上，大家可能会好奇，商业味道浓厚的卫星互联网，与理工科气质的中国卫星产业碰撞在一起，到底会生出怎样的娃？

　　找遍全球可能都没有先例可以参考，所以我们不妨从逻辑上来推演一下：

　　一方面，海外的卫星互联网热潮主要是由商业部门驱动的，这决定了其项目一开始就会锚定巨大的经济利益，由此产生的产业动荡和资源浪费也将由社会买单。

　　比如资本成就的 OneWeb，就传出破产的消息，因为无法在资本市场募集到足够多的钱来支撑接下来的发展。

　　而星链“放烟花”一样的卫星上天计划，也因为妨碍太空观测而引发了天文学家的集体抗议。尽管马斯克和星链团队计划推出VisorSat的设计，以帮助降低卫星亮度，减少对天文图像的损害。但SpaceX也强调，不可能制造出光学设备看不见的卫星。

　　也就是说，SpaceX的四万颗卫星计划听起来炫酷、做起来剽悍，实际却选择了商业优先、透支社会福祉作为代价。

　　而中国卫星互联网建设，可能会和传统基建一样，在商业用途之外更多地考虑公益和惠民属性，即使在无法实现盈利的偏远地区和功能，比如西部农村、戈壁沙漠等等，也会借助卫星通信系统来弥平数字鸿沟。

　　这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更符合国民利益的超大型卫星互联网会在本土诞生，实现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当然，卫星互联网的民用价值，也会在中国科技企业与运营企业的助推下被充分激活。

　　根据美国卫星协会（SIA）的预测，卫星制造及火箭发射、地面基站及终端设备和卫星通信运营，三部分的市场规模占比约为7.5%、44.6%和47.9%。

　　而占据一半左右市场份额的地面系统和终端设备，则可以与面向数据和用户的互联网科技企业产生“跨界效应”。

　　借助商业创新的力量，开展面向最终用户的服务，造就出新的商业模式。

　　举个例子，Teledesic系统是由比尔 ·盖茨投资的，OneWeb最初是由谷歌提出，SpaceX的马斯克更是营销大师……这些企业与个人的影响力，都为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极高的社会关注度。

　　而久经沙场、世界前列的中国互联网产业军团，未尝不是通信卫星产业化大潮的绝对生力军。

　　蓬勃、失败、复活、重生，卫星互联网的三十年激荡或许说明，今日的崛起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而是在酝酿全新的风云。

　　这一次，天上星河斗转，人间当击长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