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2087年。由于几十年前一系列偶然的技术突破，在地球之外建立大规模、自我可持续的人类栖息地已经成为可能。目前已经有近50万人生活在火星上，其中许多是土生土长的火星人。

火星殖民地包括两个主要的栖息地：一个由A国创建和维护的，另一个由C国创建和维护的。这些栖息地最初是科学任务，后来扩展到民用和商业活动。但其实实际上，它们就相当于是A国和C国的太空领土，人们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基本上与在地球上相同。

在最近一次有争议的火星公民投票中，大多数火星居民表达了政治自治的愿望：他们不想再扮演地球国家的遥远前哨这个角色，他们想成为一个团结独立的星球。不出所料，A国和C国政府都没有承认公投结果。尽管A国政府仍在考虑采取适当的行动，但C国已经派出军舰前往火星，以任何必要手段镇压“叛乱”，包括武装入侵两国控制的栖息地。

你可能会认为这种情景很荒谬，这情有可原：太空殖民的泥潭肯定不会发展到如此巨大的程度吧?在太空殖民的过程中会有法律和制度来规范什么可以发生，什么不能发生吧?扩张和殖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非法行为和混乱，肯定只是过去的悲剧，而不会是我们未来向太空扩张的方式吧?

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并没有有意义的太空殖民治理框架可言。到目前为止，2018年，太空殖民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混战。而缺乏前瞻性的太空殖民治理框架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几乎任何一种现代人类活动都会嵌入到一个或多个治理框架中，活动的规模越大，治理框架就越全面和越复杂。就治理规则而言，为自己建造私人住宅相对于建造大型商业高层建筑而言较为简单，而建造高层建筑相对于建造跨洲大桥而言较为简单，如此类推。尽管人们往往不喜欢错综复杂的官僚程序和令人沮丧的繁文缛节，但治理是必要的，也是一件好事。管理人类活动的规则降低了交易成本，创建了规划安全性，并在不确定的决策环境中增加了得到良好结果的概率。人类文明的知识进步和道德进步似乎至少与集体治理的进步有关。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里，因此我们生活得更好。

但太空殖民将带来一系列新的管理挑战。尽管这些挑战与现有的治理问题没有根本区别，不过它们的规模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今天，在太空殖民在技术上可行之前，太空殖民治理也应该是全球优先考虑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为太空殖民建立一个适当的治理框架，我们就有可能要面对不好的结果(比如减慢太空殖民的步伐)、非常糟糕的结果(比如太空殖民失败)，甚至是灾难性的结果(比如一个充满战争和苦难人民的星系)。

几乎有无限种特定的太空治理场景可能，在这些场景中，某种太空殖民化活动可能会导致某种问题。因此，对可能出错的特定场景及其出错的壮观方式进行推测，多少有些像是一个永无休止的故事。然而，从概念上的鸟瞰角度来看，太空殖民潜在治理问题可分为四大类。这四个挑战将是殖民史上四个重要里程碑的直接后果，而这四个里程碑的时间轴从今天开始(没有殖民)，以人类居住在一个或多个大规模独立栖息地(例如独立的火星)为结束。

首先，我们需要回答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谁被允许从事殖民活动?随着我们在殖民时间轴上取得进展，并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初步栖息地(在火星或其他地方)，第二个治理问题出现了：在这些开拓性的殖民地适用于什么样的规则和法律?然后，当一个或几个殖民地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时，这时又出现了第三个问题：我们要如何对待其他那些想要脱离并独立的殖民地?最后，我们需要回答第四个问题：地球、火星、金星或其他独立的人类栖息地究竟应该如何相互交流?

从理论上讲，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Outer space Treaty)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即谁有权从事太空殖民。《外层空间条约》是目前外星治理的基础，同时也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历史里程碑。它由美国和苏联在几乎是灾难性的对抗之后制定，规定太空和自然天体不能被政府占有或声称占有，更广泛的是，太空的探索和利用只能出于和平的目的。

尽管该条约引人注目，但与其说它是一个详细的治理结构，还不如说它是一个象征性的协议。

它并没有真正解决谁被允许从事太空殖民这个问题。例如，外层空间条约允许私人(如SpaceX)进行殖民活动，但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都得到了允许——一个在月球上运作的矿业公司是否违反了外层空间条约的不得挪用条款?此外，尽管《外层空间条约》反对占有的条款听起来非常合理，但在实践中它的含义并不清楚。如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火星上建立一个栖息地，那实际上它是否会仅仅通过物理占领就宣称对火星的这一部分拥有主权?

第二个挑战是早期殖民地内部的管理问题，《外层空间条约》也涉及这个问题。条约规定，任何航天器和该航天器上的任何人员的管辖权是该航天器和/或该人员的原籍国的管辖权。这一原则很简单，而且已经证明在国际空间站等复杂的国际任务中是可行的。然而，由于两个原因，早期殖民地内部的治理将不能单独依赖这一原则。首先是距离：在火星甚至是在月球上的栖息地离地球都太远了，以至于执行各自原籍国的法律在逻辑上颇具挑战性，例如，如果火星殖民地的一个居民犯了谋杀罪，那么殖民地必须等待几周或几个月，直到来自地球的执法人员前来调查，很明显这并不会是最佳的选择。

殖民地治理会变得更复杂的第二个原因是殖民地内部决策环境的复杂性。殖民地的治理不仅关乎刑法等的“大”问题，还关乎必然会出现的琐碎、平凡但复杂的决策需要。即使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殖民者，迟早也会卷入人际冲突当众，就像宇航员几十年来被观察到的那样。在近地轨道任务的背景中，冲突解决可以通过直接命令或中止任务来实现，但在遥远的殖民地，殖民者需要有解决当地冲突的方法。殖民地不仅仅是任务——它们还是社区，想要让这些社区繁荣发展，它们需要有深思熟虑的治理规则，而原籍国原则过于简单，难以发挥作用。

早期殖民地的有效治理系统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呢?SpaceX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提出将直接民主作为未来火星殖民地的治理体系，相比于在立法机构任命代表，所有殖民者都将直接行使立法权。真正的直接民主意味着没有议会，没有政治精英，在理想情况下，几乎也没有利益集团的影响，没有腐败。这在原则上听起来很棒，但直接民主存在一些重大的问题。

首先，问题中的殖民者必须采取直接的民主制度，而可能进行太空殖民的非民主国家，不太可能在殖民计划中接受直接民主。此外，真正直接民主的实际现实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正如哲学家卢梭在1762年说过，真正的直接民主适用于神，而不是我们这些糊涂的人类，因为直接民主需要非常庞大的资源：如果我们每个人一直都是立法者和管理者，我们就没有资源来追求其他的目标，这将导致一个荒谬的情况：最后将没有事情需要人们参与管理。今天世界上也没有真正的直接民主，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未来任何大规模的太空殖民地实际上可以实行直接民主。

如果直接民主不是早期殖民地治理的解决方案，那么早期殖民地是否应该向另一个方向发展，采取某种专制框架?鉴于民主作为解决问题的框架，其声誉在最近受到了几次损害(以及中国在最近几十年经历的巨大经济和技术进步)，威权主义的做法似乎很有吸引力。可以肯定的是，早期殖民努力的某些方面会自动被默认为专制决策，因为飞往目的地的飞船乘客将不得不服从机组人员的命令(就像今天飞机上的平民乘客一样)。但威权主义不太可能成为早期殖民地的可行治理框架。赋予一个殖民者或一群殖民者不可改变的决策权，往好里说也是有顾虑的。一个仁慈而称职的独裁政权，其潜在好处要小于被滥用和无能的独裁政权所带来的风险。从长远来看，威权主义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早期殖民地的治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我们试图把殖民地内部治理塑造成一个直接民主的乌托邦，那我们几乎肯定会失败。如果我们把殖民地内的治理模式设定为威权政体，我们就有可能犯下严重的、无可挽救的错误。理想情况下，早期殖民地的治理应该在健全的民主决策，和技术统治论知识和分析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中间点。找到这一中间地带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同样艰巨的是弄清楚早期探索任务会如何以及在何时会过渡到更复杂、更自治的治理模式。

殖民地治理的第三个挑战，即分离和独立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会被证明是人类未来的关键时刻。即使我们能够在早期殖民过程中勉强使用不完善的治理方案来应付过去，但一旦殖民地变得更大、自我持续的能力更强，治理将变得更加关键。分离和独立的想法迟早会在殖民地中生根发芽，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如果太空殖民的全部目的是让人类安全地生存在地球之外，那么大型和成熟的殖民地就不应该被地球无限期地控制。我们的目标是让人类得以在地球之外繁衍，而不是让地球人把顺从的仆人送上太空。

太空殖民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功，未来的殖民地将需要成为独立和自我可持续发展的栖息地，而不仅仅是由地球控制的殖民地前哨。然而，目前还不清楚独立的栖息地应该如何形成。

想象一下，在某个时候，有1亿人生活在一个地球化的金星上。(金星的引力接近地球，这使它在原则上成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栖息地)。这个殖民地自给自足、并且可持续发展，在一次全民公投中，金星人选择脱离地球。即使在先进的西方民主体制下，分离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虽然1960年《联合国关于殖民地独立的宣言》使主权和自决权成为一项普遍承认的原则，但现实情况总是复杂的。

在地球之外，自决权可能更加复杂，因此也更加难以管理。殖民地自决的治理框架至少需要包括三个方面。我们需要确定分离的先决条件：对于何时要求独立才是合法的，应该有一些得到普遍同意的标准。我们需要对立志独立栖息地的目标政治制度进行定义：对于立志独立的栖息地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应该也要有一些公认的标准。最后，我们需要明确脱离的实际过程，使从殖民地到独立栖息地的过渡尽可能顺利和平。

由于地球上政治制度的多样性，要就这三个方面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是极为困难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民主国家，和一个威权政权，会轻易达成未来的太空殖民地独立协议：民主国家不太可能允许立志独立的殖民地地变得狭隘的威权政权，而威权政权不太可能允许他们成为自由民主的殖民地。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不能在治理框架内的定义和颁布一项一致同意的分离协定，为分离独立提供一条和平的道路的话，我们就有可能重复过去独立运动的悲剧，只不过这次的规模会变得更大。

让我们先保持乐观，先设想我们已经以所有可能的最佳方式克服了前三大治理挑战。我们现在有两个独立自主的人类栖息地，地球和金星，彼此平等地存在着。在这样的背景下，太空殖民的第四个、也很可能是最大的治理挑战出现了：泛人类治理问题。

在太空殖民时代，泛人类治理的好处与当今全球治理的好处是一样的：当我们拥有覆盖全人类的全球性、理想的、明智的治理规则时，合作、规划和解决问题通常会变得更容易。在太空殖民的情况下，泛人类的治理同样会带来额外的好处，即可以平衡不同栖息地的离心效应，当不同栖息地相隔遥远的时候，栖息地内的文化和道德轨迹方面就很有可能会出现离心效应。一个没有泛人治、各行其道的殖民未来似乎并不可取，尤其是因为这种发展可能增加人类各分支完全分离的风险，还伴随着造成人类最终相互冲突的风险。

在太阳系(希望在太阳系之外)拥有独立人类栖息地的泛人类治理会是什么样子?一个好的方法可能是继续使用我们目前拥有的系统，并试图扩展它，以便将其融入新的外星扩张中。这将意味着我们目前在地方、区域、国家和国际各级的常见整体和政治水平将扩大到包括像行星间或栖息地间的水平。在组织层面，这可以通过创建一个与联合国类似的机构来实现，在这个机构中，所有栖息地都有代表，它们共同制定政策。

当然，这种超越行星的治理层在引入的过程中并不会像上面的描述所建议的那样简单和顺利。引入新的治理层通常意味着较低治理层执行者的主权受到侵蚀，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要在最小层次的主权、个人自由和决策能力与新的最高层次主权，即人类栖息地联盟之间进行调和，将会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然而，如果历史数据能够为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提供线索的话，那么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是：创建和扩大更高治理层的主权并不一定会消除较低治理层的主权。确实，采用较高层的主权可能会是对较低层主权的某种主权净收割。对这种违反直觉的影响举一个例子，那就是人权概念的编纂和扩散(至少是正式的)。

我们如何真正地解决这四个治理挑战?当然，虽然我们还远远没有为每一项挑战找到详细的解决办法，但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开始思考能够找到具体解决办法的总体战略。在我看来，这样的策略有三种。

第一种我称之为“顺其自然”。我们可以决定不做任何特别的事情，让历史走它自己的路，期待着当我们走到那一步的时候，我们能够成功地跨越那个阶段。毕竟这在过去是行得通的。这种立场可以理解，而且可能相当普遍。例如，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一位孜孜不倦的科学和理性倡导者，似乎拒绝接受存在灾难性结果的这个概念，因为人类文明史迄今是一部进步的历史，而不是灾难的历史。但“顺其自然”的做法也是危险的。尽管人类的历史总体上是一部不断进步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在不断进步。比如，全球治理就是一个可悲的例子：联合国是为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创建的——现代国际秩序是一只涅槃重生的凤凰，它从巨大冲突的恐怖灰烬中崛起。如果我们采取一种“顺其自然”的方式，我们可能会面临未来出现灾难性事件的风险;我们也可能会面临重复历史的危险。然后还有所谓的幸存者偏差，是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做得还不错，但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事情会继续顺利下去。也许我们只是运气好。例如，从冷战期间无数次的核对峙来看，我们可能不愿意过于相信自己有能力应付过去。

解决治理挑战的第二个策略可以称为渐进主义。我们可以估计治理挑战的一般时间顺序，并尝试按照这个顺序找到解决方案。与“顺其自然”策略相反，我们会在到达众所周知的阶段之前尽量提前这么做。这种策略是可取的，尤其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计划的形式，而不是袖手旁观地让事情发生。如果国际科学和政策制定界采用渐进主义，有可能，我们不仅可能会为每一个即将到来殖民里程碑做好铺垫，我们还会为殖民创造积极的激励——毕竟，良好的治理规则可以激励良好和被期望的行为。

然而，渐进主义方法并非没有弊端。首先，如果我们希望它是有效的话，人们可能会觉得奇怪，自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以来，我们主要都是以渐进主义的方式来推行国际空间政策，那为什么在空间殖民化治理这一领域目前还没有取得显著进展?换句话说：如果渐进主义是奏效的话，它早就应该奏效了。其次，尽管我们能够合理地预测太空殖民治理挑战的总体时间表，但我们不能对时间表的细节过于自信。殖民化的进展取决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并不是以线性和可预测的方式发生的。我们为太空殖民统治挑战增量解决方案而制定的最佳规划可能会因突然出现的技术创新而受到干扰。

第三种策略是逆向工程方法，同样它也旨在提前计划，但与渐进主义相反。在这里，我们也考虑了治理挑战可能出现的时间顺序，但起点是成功的太空殖民努力将产生的最终目标：一个制度化的和平泛人类治理体系。

这种反向方法的逻辑是：创建我们成功太空殖民理想时间轴的最终状态，并从那里往回走。创建一个可以作为泛人类联盟的、具有政治权威和合法性的组织，将意味要着创建一个在太空殖民治理中负责为分类学上较低的问题找到解决方案的机构。换句话说，联邦将会对挑战背后的治理解决方案进行逆向工程。它必须引导成功的太空殖民治理使其成为现实。

当然，在一段时间内，泛人类联盟的唯一成员将只有地球，但这未必是一个问题。如果泛人类联盟根据的是一项足够合理的宪章并对其程序有一个合理的办法，只有一个成员的泛人类联盟所做的决定将不会对地球以外的未来栖息地有害。恰恰相反：创建一个政治上合法的泛人类联盟这个行为，将是对未来太空殖民挑战的承认，也是对寻求解决方案的需要的承认，这种解决方案将造福地球和其他地方的人类后代。通过建立这个原始的泛人类联盟，我们将自动承认未来殖民地追求自决和独立的权利。虽然殖民地分离和独立的具体细节仍有待解决，但如果首先就太空殖民的整体长期目标达成一致的话，事情会变得更容易一些。

我们如何着手创建泛人类联盟?实际上，我们正在讨论创建一个代表新的超国家治理层的组织。实现这一新的政治现实治理层需要一个或几个强大国家的领导。在美国(以及伙伴国)主导的泛人类联盟推动下，这样的行动可能也会吸引其它国家，因为合作的好处显而易见，而且每个国家都有一种战略愿望，即在太空殖民治理方面不落人后。创建一个泛人类联邦的行动可以通过联合国进行。尽管联合国可能存在缺陷，但就对于将世界各国聚集在一起共同解决全人类的问题，联合国依然有着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当然，泛人类联盟不能仅仅只是联合国的一个机构，但联合国可以作为将泛人类联盟带到世界的机构“助产士”。

在今天建立一个泛人类联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从本质上讲，治理是一个相当枯燥和抽象的话题——大多数人对复杂政策问题的前景并不会感到兴奋。现在创建一个泛人类联盟将使未来的治理挑战更加具体，因此对我们个人来说也变得更有意义。它将为人类在这个现实政治时代提供一种已变得非常罕见的东西：理想。这不是我们人类现在是什么，而是我们明天可以成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