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传播:创造一个世界
给中国文学重新带来崇高的美感
刘慈欣在经过先锋文学去崇高化后的今天,给中国文学重新带来了崇高或雄浑的美感。这种崇高美感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他对于宇宙未知世界心存敬畏的描述,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写作在世界科幻小说的历史发展中也自有脉络可循。
刘慈欣心仪英国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英语世界硬科幻的重要代表作家。刘慈欣这样描述自己在读完克拉克小说后的感受:“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脚下的大地变成了无限伸延的雪白光滑的纯几何平面,在这无限广阔的二维平面上,在壮丽的星空下,就站着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从此以后,星空在我的眼中是另一个样子了,那感觉像离开了池溏看到了大海。这使我深深领略了科幻小说的力量。”
刘慈欣描述的正是经典意义上的康德式的崇高:崇高是无形而无限的事物引发的主体感受。刘慈欣自称他的全部写作都是对克拉克的模仿,这种虔敬的说法也道出他从克拉克那里学习的经典科幻小说的母体情节的意义——人与未知的相遇;刘慈欣在自己的作品中企图要做到的,正是如克拉克那样写出人面对强大未知的惊异和敬畏。
但克拉克小说中的崇高感,保留着康德的超验性的界定,即在崇高的感受之中,精神的力量压倒感官的具体经验。在这一点上,刘慈欣显示出与克拉克的不同。克拉克的世界在描写无限的未知时会着意留白,保留它的神秘感,使之带有近乎于宗教的先验色彩。如《2001太空漫游》写到打开星门的一瞬,对那个奇妙宇宙的描绘,止于主人公的一声惊叹:“上帝啊,里面都是星星!”这近乎神性的语言,或许回响着康德传统下的大写宗教理性,这在刘慈欣笔下很少看到。与克拉克相比,刘慈欣采取的描写方式更具有技术主义的特点,但这会使他在惊叹“方寸之间,深不见底”之后,进一步带我们深入到宇宙的四维空间中去认知它的尺寸。在描写的链条上,这样的层层递进产生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他在与无形无限搏斗,试图想要把一切都写“尽”。或者说,他不遗余力地运用理性来编织情节,让他的描写抵达所能想象的时空尽头。用刘慈欣自己的文学形象来打个比方:他让崇高跌落到二维,在平面世界中巨细靡遗地展开。
他的科幻想象包容着全景式的世界图像,至于有多少维度甚至时空本身是否存在秩序,在这里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巨大无边,同时又精细入微,令人感到宏大辉煌、难以把握的同时,又有着在逻辑和细节上的认真。它的壮观、崇高、奇异,建立在复杂、精密、逼真的细节之上,可以说宇宙大尺度和基本粒子尺度互为表里,前者的震撼人心,正如后者的令人目眩。
逼真感与奇幻性并存
来自刘慈欣的科幻世界中的逼真感与奇幻性的并存,或者说是凭借一种不折不扣的细节化的写实来塑造超验的崇高感受,打破了通常意义上的写实成规。文学上的写实成规,本来自有摹仿传统之下建立起的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但刘慈欣的写作却可能有着一种不同的目的,在他的笔下,对科学规律的认知、揣测和更改本身,往往才是情节的基本推动力;而他的写实方式,即依循这些科学规律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细节处理,这有如在更改实验条件之下所作出的推理和观察。他的写实面向未知,但以严格的逻辑推演来塑造细节,由此创造出迥异于我们日常世界的“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刘慈欣在细节上的写实恰是对于现实世界进行实验性的改写,在文学表现上怀有着与再现式的写实文学传统背道而驰的特点。他在科幻天地里,是一个新世界的创造者——以对科学规律的推测和更改为情节动力,用不遗余力的细节描述,重构出完整的世界图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慈欣的作品具有创世史诗色彩,他凭借科学构想来书写人类和宇宙的未来,还原了现代小说作为“世界体系”的总体性和完整感。
刘慈欣借以构筑世界的那些科学理论,在科学界也都属于先锋理念:从相对论到弯曲空间,从超新星到暗物质,从量子论到超弦理论,都在打破思维的决定论模式,设置出超越常识的可能性,推导出更加充满悬念、引入更多面对未知的精细推理。硬科幻并不是定义性的科普解说,而是恰好相反,它打开了文本中更加丰富的可能性和差异性。硬科幻的奇观不是点缀性的,而是情节本身的逻辑依据,它与现代科学有着一致的精神,即在一定已知条件的基础上,探索未知的规律与世界的多重走向。在这个意义上,刘慈欣式科幻最基本的情节模式其实也只有一个,即人与未知在理性意义上的相遇,而且他要将这个假想中相遇的过程精心记录下来。
在更曲折的意义上,刘慈欣的科幻世界延续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精神,这既是要回到主体源头的精神,同时也是面对世界保持开放性的想象。刘慈欣把世界作为可能性展示出来,面对崇高不止步于心存敬畏,而是要揭开世界与主体之间关系中的所有隐秘细节。相对于被他统称为“主流文学”的个人化或内向化、碎片化的当代文学——也就是面对世界而难以把握其完整感、丧失了主体精神的文学,刘慈欣本人这样赞美科幻的力量:“主流文学描写上帝已经创造的世界,科幻文学则像上帝一样创造世界再描写它。”(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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