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说，生物实验室的安全防护等级都很高，病毒根本没有“逃离”的可能。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生物实验、基因编辑等技术的操作门槛并不高，《科学》杂志也曾发表报道称，小儿麻痹症病毒的基因组数据在因特网上是公开的，合成病毒时采用的也不过是实验室里的一些常规技术。

　　这意味着，相关研究也可能为恐怖分子所用，有着人工合成生物武器的可能性。

　　2016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病理学家维埃特·梅纳雷在小鼠体内找到了一种SARS的“孪生兄弟”，在这种病毒的基因组中加入了编码SARS与人体细胞结合的蛋白质的基因，制造了一种称为shc 014的重组病毒，就能感染人体，并且人体细胞对它完全没有免疫力。

　　甚至有科学家认为，一定有人能够在实验室制造出埃博拉病毒或者天花病毒。

　　一方面是这两种病毒的基因组信息在网络上是完全公开的，而且，试剂公司也往往有求必应。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介绍，某家美国试剂公司的产品销往全球20多个国家，其中就包括几个中东国家，但该公司从来不过问客户定购试剂的真实目的。

　　分别含有约 18.5 万和20 万个碱基对的埃博拉病毒和天花病毒尚且如此，那些更简单的病毒DNA岂不是更加没有门槛？

　　2017年，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一家实验室中，一个科学家团队将邮件订购的DNA片段拼接在一起，就造出了一种已经灭绝的人工合成版本病毒——马痘病毒，只花了不到10万美元。

　　这意味着，即使实验室严防死守，也没有办法去预防一些心怀叵测的人。

　　面对合成病毒的趋势，人类自然也有必要为自己撑起保护伞。

　　其中，上策是建立起透明的高风险科研监管。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主任Tom Inglesby就曾表示，（合成马痘病毒）已经展现出了监管机构评审方面的问题。他认为，此类研究需要各国科学家都互相认可的规范，针对这些研究的科学评审、指导方针和监管的必要作用等进行高水平对话。

　　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就建议将此类引起全球范围流行的病毒研究，划归为大众特别关心的热点研究，须获得国际机构的提前批准才可以进行。

　　但不确定性在于，目前全球政治局势处于地缘化的趋势当中，对于科研、技术、经济、数据等等层面的相互监管措施都在加码，这也会让许多高风险研究减少对话的可能，从而也让监管成为“马后炮”。

　　比如2012年，就是美国和荷兰的两个实验室在造出H5N1“人造流感病毒”时，世界卫生组织才在日内瓦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应发表关于 H5N1流感病毒致突变方法的研究成果。

　　中策，就是指望人类基因技术遵循客观规律，也就是发展不那么逆天。

　　尽管反向遗传操作等为生物合成提供了更为方便快速的手段和工具，但按照目前人类对基因、病毒等技术的了解程度，还完全做不到让病毒想怎么乱来就怎么乱来。

　　往往只能针对天然病毒加以基因序列改造，比如前面提到的H5N1、马痘病毒等等；或者是通过基因编辑，让天然病毒出现功能获得性变异，也就是出现性能增强，获得感染力等等。

　　但这样的前提下，显然就很难达到原创+灭绝人类的效果。

　　下策，自然是依靠人类自身的免疫机制和社会管理能力了。

　　无论是天然病毒还是合成病毒，想要达到人类灭亡的目的，都要符合“基本法”：

　　一是传播力，不存在100%致死率的病毒，因为这样病毒就无法获得在人群中大肆传播的能力。只要社会管理机制足够高效、及时切断传播，就能最大程度地扼杀病毒危害。

　　二是毒性，伴随着传播代际的能力减弱，病毒也需要进化，通过突变来增加新的毒力。而每一次突变，都需要让病毒重头再来。

　　所以，只要防控得当，与其担心病毒灭绝人类，不如看看杀伤力排在它前面的战争、核冬天之类的。

　　合成病毒的背后，蕴藏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必答题——人类的欲望和创造力，将我们推到了世界主宰的位置上。但我们或许可以掌握合成病毒的法则，自然法则的力量却永远属于一双无形之手。

　　正如卡逊所说，人类膨胀的能力“是我们的不幸，而且很有可能是我们的悲剧”。科技的进步，注定了生物界的“魔道大战”，会在某个时刻，拉开新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