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述附加值以外，人工智能还担负着为基因编辑保驾护航、规避潜在问题的重任。

　　基因编辑往往是不可逆的，所以预先通过智能技术与超级计算机，对基因编辑进行模拟，在实验开始前就预测某些问题。

　　2019年5月，北德克萨斯大学(UNT)的研究团队就使用德克萨斯高级计算中心(TACC)的Maverick超级计算机，对利用CRISPR催化的DNA裂解，进行了首次全原子分子动力学模拟，精准地揭示了它剪断DNA的位置与过程，确定了其工作原理，从而帮助基因编辑以更可控的方式切割DNA。

　　月之暗面：走向“后人类”时代的技术密码

　　和人工智能一样，有鼓吹者，自然也就有悲观者。二者甚至会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上神奇地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那么基因技术，是否可能成为“招致人类灭绝”的魔鬼呢？

　　这种揣测背后的核心逻辑主要有三个方面：

　　1.技术伦理未建立。

　　技术作为工具，本身就具有双重性质，既可以为人类所用，带来力量的扩展和良好的效用，也有可能被用以作恶。

　　人工智能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建立了相对全面的社会伦理体系。比如技术民主化，通过算法开源、公开听证等形式来实现共治；再比如从哲学层面上定义人类与机器的分化。

　　而基因编辑的加入，则从更深层次改变了大众对“人”这一属性的认知，对生物安全和人类道德又提出了新的挑战。

　　但与此同时，该技术也成为国家之间的竞争标的。

　　比如美国国防部的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已经在为新基因编辑制造的新一代生物武器做准备，并正在开发解毒剂，欧洲也希望在CRISPR的疾病应用上保持优势，已经计划开展其首个 CRISPR 临床试验。加大、加速研发，也成为中国科学家团队刻不容缓的使命。

　　技术相关的社会规范也开始被重视和建立。

　　就像比尔盖茨在演讲中提到的，通过基因疗法来降低治疗费用，让大众都负担得起。中国科技企业也开始号召，搭建科技创新与伦理之间高效对话的沟通平台，加快制定针对基因编辑等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的管理办法，从多角度来确保新技术的正面效应。

　　正如硅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 曾在《人类2.0》一书中所说，“生老病死”这四大难题正在被纳入技术的解决范畴。

　　这或许是我们与技术离得最近的一次，也是我们离“原教旨主义”下的人类概念最远的一刻。欢迎进入“人类2.0”的美丽新世界。